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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家长最焦虑的问题 都在这些纪录片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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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:中学生在课堂上学习。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
资料图:中学生在课堂上学习。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

  纪录片里的教育焦虑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刘远航

  昊天选择回到国内的教育体制内,专心准备中考。嘉阳读的是国际学校,决定申请日本的高中。柔柔很有艺术天分,被美国的普渡大学录取。亦洋喜欢橄榄球,希望以后在中国推广这项运动。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

  这些城市里的孩子大多出生于2001年,也就是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的那一年。他们在同一所幼儿园成为同学,而后开始分流,进入到不同的教育赛道。和许多城市家庭里的孩子一样,他们有了不止高考一种选择,在更开放的未来图景和更迫近的社会焦虑之间,寻找自己的人生航向。

  2006年,张同道的团队对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开始了长达12年的跟踪拍摄。他是一名纪录片导演,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专业的教授。“事实上,零零后的差异性大于他们的一致性,东部和西部,城市和乡村,很不平衡。但反过来说,每个个体都有时代的DNA。”张同道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从2009年到2017年,张同道的团队根据这些孩子不同阶段的成长故事,分别制作了《小人国》《成长的秘密》和《零零后》等多部纪录片,在央视播出,均取得了高口碑,豆瓣评分全部在8.0以上。此后,张同道将柔柔和亦洋的故事单独拎出来,制作成题为《零零后》的纪录电影,这部影片于今年9月上映。

  事实上,不只是张同道的作品,近年来的许多纪录片都将镜头对准了孩童,以及背后折射的教育体制和阶层状况。早在2005年,导演周浩就拍摄了纪录片《高三》,反映的是福建一所中学里紧张的高三生活。2015年的系列纪录片《高考》里,展示了超级中学里的考试拼杀,以及大都市里的留学热潮。

  十年过去,教育资源的差异越来越大,它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,让身处阶层焦虑阴影下的中国家长们整日惶恐,教育改革解决了一部分痼疾,却又滋生出新的症候。纪录片凭借真实的属性,成为回应这些社会问题和展示教育焦虑的窗口。

  起跑线外的家长们

 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,对于中国的社会阶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根据著名社会学学者李强的研究,从2000年到2010年,城市里的社会中层比例增长了8.29%。他们有时候被称作中产阶级,尽管很多人对这个称谓并不认同。相比于在上世纪90年代先富起来的一批人,这些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更看重教育。

  然而,这十年里,教育状况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高校扩招让文凭不再是一朝改变命运的金钥匙,社会竞争更加激烈,与之对应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健全的现实。很多中产家庭的父母相信,只有让孩子上到更好的大学,找到更好的工作,才能避免落于人后,甚至是阶层下沉。

  在张同道的镜头里,那些快乐或者迷茫的孩子背后,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父母的身影。他们虽然焦虑,但观念相对开放,将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巴学园——一所有着先进理念的幼儿园,崇尚天性和自然,名字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代表作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。里面可以看到孩子王和小公主,也有捣蛋鬼和探险家。

  进入到小学阶段,大多数孩童进入公立学校。烦恼与压力开始出现,幼年的欢乐被作业所取代。当孩子们抽空到朋友家里玩的时候,随行的父母也和对方的家长在一起闲聊,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。

  男孩或或的妈妈就说,一开始觉得孩子自己学,培养学习习惯最重要,后来发现根本不行,父母必须使劲,特别多的例子证明,都是父母在后面发力。女孩萌萌的妈妈说,上了巴学园,知道应试教育的很多东西不适合孩子,但是既然小学又回到了这个体制内,还是得走这条路。

  小升初被这些家长们认为是教育长跑中的第一道关卡,在他们看来,重点中学聚集了更好的教育资源,也就有可能导向排名更靠前的大学,待遇更优渥的工作,甚至是更安稳的一生。

  有时候,分歧也出现在家庭内部,父母在素质和应试之间纠结。最终,兴趣往往让位给了英语和奥数。张同道的纪录片里,女孩萌萌的爸爸表示,初中“点招”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奥数成绩,就算小升初最后用不上,对于以后的高考也很有帮助。女孩柔柔的爸爸同样焦虑,最后给孩子报了奥数的“蹲坑班”。

  “在中国,素质教育的概念几乎变成了一个伪命题。可能是功利心理的驱动,影响了大家对教育的理解,评价标准过于单一,甚至把教育和考试等同起来。很多家长以工作为导向,并将他们的焦虑延伸到中小学,甚至是幼儿园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焦虑的两端

  2015年,央视推出了系列纪录片《高考》,记录了高考“工厂”里的众生相。位于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,是当地县城的经济支柱。职业的陪读家长造就了一系列的需求和机会,也是中国式焦虑的极端写照。一位父亲为了陪读,关停了自己的工厂,在学校里当起了保安队长。

  在毛坦厂中学,学校专门请来医生,指导女生如何调整经期,避免在高考的时候受到生理问题的影响。每一次模拟考试,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欢喜,和另一些人的痛哭。教室里都配备了监控,班主任设立种种禁区,严格约束着学生的课堂行为,双方在摄像头的两边斗智斗勇。那些被压抑的部分通过更隐秘的方式得到释放。

  但对于城市中产家庭来说,高考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,可以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出国。留学越来越低龄化。在电影《零零后》中,柔柔高中阶段直接去了美国,她终于可以脱离那套痛苦的评价体制,艺术天赋让她在国外的课堂上有充分的展示机会。

  但另一方面,新的问题仍然存在,比如文化差异。柔柔在课堂内外受到同学和朋友的欢迎,却跟自己的住宿家庭有着无法调节的矛盾,只能不断更换住处。

  对于选择出国的学生来说,文化差异是必须面对的问题。系列纪录片《高考》就呈现了留学热潮背后的冲突。周成刚当时是新东方留学业务的负责人,跟很多家长接触过。中国家长喜欢跟孩子共同承担,一人高考,全家出动,也容易因此焦虑。美国父母则倾向于放手,让孩子自己面对。

  选择出国的学生对于世界和未来有着更加多元的视野。《零零后》中,亦洋很早就接触到了橄榄球,成为狂热的爱好者,后来有机会参加国家队,跟来自美国的同年龄段队伍进行抗衡。这几乎改变了他的生活。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中,他是那个屡屡被老师强调纪律的后进生,但在橄榄球的世界里,他是绝对的强者。

  对于出国的学生来说,这种转变更加直接。纪录片《高考》里,镜头拍摄了一所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国际学校,这里的学生们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和外国文化,全力备战托福、SAT和AP课程。语文课一直处于尴尬的位置,因为跟出国考试的分数没有直接的关联,成为了无关痛痒的边角料。

  语文老师王先意决定开设一门国学课,但来上课的学生只有个位数。这是他所焦虑的事情,但他无力改变这种状况。

  被选择与被忽视的

  通过纪录片,不同的社会侧面都被纳入到镜头中来,焦虑的家长,出谋划策的中介机构,严厉或是落魄的老师。纪录片《高考》通过对县城高考工厂与都市留学热潮的对照,呈现出时代的一个横切面。

  不同于国内的情况,国外的大学没有把考试成绩当作几乎唯一的依据,同时看重学生的个人素质与社会实践。因此,很多家长和学生在努力考取SAT高分的同时,想办法丰富自己的履历。

  纪录片里,云昊准备申请出国留学,在留学中介的建议下,云昊决定跟同学一起,联系到打工子弟学校,希望可以组织一场演讲比赛。时至期末,在破旧的教室,忙于考试的学生们对云昊在台上的提议无动于衷。这几乎是两个平行的世界。

  张同道跟《高考》的导演史岩和贾丁有过交流,但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。纪录片的镜头在展现社会焦虑和阶层状况的同时,也保存了那些教育过程中被忽略的成长密码,对于张同道这样长年追踪拍摄的方式而言,尤其如此。

  张同道拍摄的孩子中,有一个叫一一的女孩。在幼儿园的时候,她经常独自待着,一个人玩沙子,一个人吃饭。周围的大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大家待在一起,她说,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。

  后来回看过去的影像,已经回归“正常”的一一也惊讶于自己年幼时的特立独行。要知道,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里,这并不是一种被认可和鼓励的价值。

  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长期关注乡村教育和留守儿童,他的镜头里,是很少被主流话语关注的村镇,是几乎没有修饰的粗砺现实。这是一个无法用焦虑来形容的世界,教育常常处于无法安放的位置。

  比如去城里打工的父母和长期留守的孩子,比如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破败校舍。代课教师待遇不好,最后选择离开。终于盖好的教学楼出现了质量问题。从2009年开始,他长期跟踪拍摄老家所在的小学,有两个家庭的孩子一直拍到了现在。

  和张同道一样,蒋能杰很少进入镜头,但也有时候,他会问面前的孩子,以后的梦想是什么,最常见的回答是去城里打工。

  十年过去了,说起当地教育的变化,蒋能杰表示,硬件条件的确有所改善,但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变化。“村里出不了大学生,读高中的都是少数,觉得读书没什么用,教育经常处于被放弃的状态。”蒋能杰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9年第38期

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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